围棋二重属性的千年变迁
按：本文为2014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的大会演讲论文，从历史的角度对围棋竞技与文化这二重属性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二重属性对“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意义。全文已由杭州方面结集刊行，但迄今为止在网络上尚未发表，特此在弘通围棋周刊分三次刊发，以飨读者。
一、导论
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围棋这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代成为了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门类中是极其少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围棋在中华大地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推广。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吁，“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发展共识。在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围棋因其独具的特性，有可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究其原因，围棋与生俱来的二重属性——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应该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所谓竞技属性，是指围棋由于胜负标准的天然存在，以及死活、官子等带有唯一性的是非判断，带给参与者的心理冲动和进取意识。而所谓文化属性，是指围棋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的“阴阳之道”的神秘色彩，和围棋在现代语境下与人生万物的联系、关照。用通俗的话讲，前者为“有刺激”，后者为“有内涵”。广大围棋爱好者因围棋的竞技属性而增加兴趣，因围棋的文化属性而提升品位，从而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目的。
但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虽然世殊事异，变化悬殊，围棋的二重属性却鲜有得到同等重视的时期。本文以时间为纬，概述中国古代围棋竞技与文化二重属性及两个社会阶层的千年变迁，通过阐述围棋二重属性与两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唐宋之前的合一性，和唐宋之后的分离状况，即“上下否隔”的产生，追问并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得出了这一现象对中国社会群体精神变化产生了一定作用的结论。并概述二十世纪以来，围棋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在中日韩三国出现的现代化变革，二者的分化及颠覆与千年以来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不同的历史事实。依据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给出了围棋在提升当代群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从业者需要兼顾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相关建议。
二、中国古代围棋的分化及上下否隔的产生
“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从传说中的蒙昧时代起，中国围棋史就已经落下了它浓墨重彩的第一笔。此后若干个千年，几十个世纪，围棋出现在皇帝天子富丽庄严的宫殿里，出现在文官制度下风雅的象征里，出现在战争年代怡情“镇物”的运筹帷幄里，出现在草莽江湖赌棋的声声吆喝里。
关于围棋的起源论，抛开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外星人发明说”，余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有闲阶层创造说”和“劳动人民创造说”。一度被争论不休的“先贤发明说”、“占卜天文说”、“战争演示说”等等，都可归类为前者。围棋究竟起源于上古时代有闲阶层的怡情养性，还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的休闲娱乐，真相恐怕早已湮没进历史厚厚的尘埃。不过，在流传至今的史料痕迹中，围棋在诞生之初却并非“庙堂”与“江湖”两线并行，而几乎是贵族阶层的专属。
尧舜时期，近乎神话。进入有信史可证的时代，无论《左传》中的卫国大叔文子，抑或《论语》中的饱食终日之徒，都是礼乐诗书的贵族阶级。秦汉以降，弈道大昌。普遍认为的古代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两张棋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和《晋武帝诏王武子棋局》，其对弈者均为显赫一时的帝王贵胄，和朝廷重臣。
及至南北朝，中国围棋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南朝宋明帝设置围棋州邑，梁武帝钦令校订棋品，他们本身也都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终南朝一世，享誉棋坛的高手如王抗、羊玄保、朱异、到溉，曾任职彭城丞、光禄大夫、中书通事舍人、左民尚书等重要职务。围棋国手是朝廷官员，这一现象不仅在当代，即使南北朝之后的中国历史里都难得一见。
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是魏晋南北朝及此前高门士族长期垄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结果。贵族以清谈闻名于世，获得从政的资本，子子孙孙，歆而享之。南朝名士沈约说：“天下惟有文义棋书”，围棋既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也被贵族阶层当作显示身份的工具。长期研讨，切磋琢磨，在上层阶级中出现几位围棋水平远超当世的名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朝后期社会动荡，特别是侯景之乱及隋朝灭陈的南北一统，百年传承的门阀大族日渐衰落。偶有余韵，也在中唐以后安史之乱的打击，政治制度上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经济制度上均田制的崩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彻底消亡。从唐朝开始，拥有围棋最高技术水平的群体社会地位逐渐下移。可称为这一现象最著名代表的，便是唐代大国手，凭围棋技艺以一介寒士之身[1]跻身为宫廷“棋待诏”的王积薪。
从此时起，围棋在上下层社会间的分化便开始了。到了北宋，上层社会率先形成了自己的围棋观念，其代表厥为北宋名相王安石的《棋》诗。诗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此诗主旨为围棋本是“游戏”，输赢并不重要，对现实生活也没有盈亏损益。用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的名言来说，就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这样的围棋观念延续下去，上层社会便渐渐脱离了围棋史中“创造者”的身份，而转为“旁观者”。无论是亲身介入京师派、永嘉派等地方围棋流派形成的李东阳、杨一清等明朝重臣，还是以蔚为大观的“观弈诗”留名棋史的清朝文臣钱谦益、纪昀，都和南北朝时期的上层名流出现了明显的围棋身份上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围棋休闲娱乐的文化一面。文人士大夫阶层抱以享受的姿态，从围棋中探寻人生的奥义。围棋以其无邃的包涵，承载了有穷之涯对于无穷之境的探索。他们穷尽的不是棋力高低，而是“道法自然”的生活态度。
与上层社会相反，从唐宋开始萌芽，至明清形成浪潮的民间弈风主宰了中国古代围棋的技术史。由于中国古代正统意识形态排斥“奇淫技巧”，纯以围棋谋生者唯有以自己的技艺取悦于人一途。无论上至宫廷棋待诏之职，中至爱好围棋的富宦乡绅之家，下至赌棋的村野棋馆。想要取得俸禄、佣金、赌款，唯一的可能便是在输赢上见真章。这直接促使了在古代中国的下层社会里，围棋在本质上完全撕去了文人墨客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所拥有的，唯有在规则下“不择手段”的胜负之心。愈艰难愈竞争，愈竞争愈技术进步，这体现的自然是围棋的竞技一面。
虽然中国古代围棋上下两个阶层并非没有交集（“观棋”就是途径之一），但二者并没有任何的交汇——“竞技阶层”无心接受“文化阶层”赋予围棋的宏大意义，也无法选择“文化阶层”看淡胜负的态度；“文化阶层”同样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领悟“竞技阶层”所拥有的先进围棋技术。二者或许处于赏识和被赏识的关系，但并不能互相理解。两个阶层的整体意识与理念，是相互隔绝的。
这一现象，被历史学者称为“上下否隔”。事实上，“上下否隔”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根据现代化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最终崩溃，就是源于上层社会对下层治理能力的缺乏，以至“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无法在重要时刻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2]。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否隔”的原因与表现众多，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以古代中国官方用语（文言文）和底层交流语言的完全不同为例，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持统治权威，将其神圣化、超人化、去世俗化的一个途径。他称这一方式为“卡里斯玛”[3]。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天生地具有神秘化、形而上化、天人合一倾向的特点，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古代上层社会赋予围棋宏大意义这一行为带有“卡里斯玛”的意图，以有意形成围棋社会阶层的分化。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围棋社会阶层的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围棋观念（二重属性）分化这一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官僚系统本身都出现了技术化的分流，更不用说作为上层社会的文人个体了。当社会日渐需要专业化人才处理各门各类的问题，围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次次的技术革命，围棋高手与文人官员的结合便不再具备可能性——这或许是门阀制度崩溃后，围棋人口迅速分化的重要原因。
三、主流话语的确定及围棋分化后的社会影响
所谓“主流话语”，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优势地位，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对于社会观念、历史叙述均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记录、定义与阐述。由于中国古代围棋史的特殊性（资料稀缺），基本上不存在“争夺主流话语”的现象。但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围棋毕竟存在着社会阶层、观念的分化，研究主流话语的确定及其主要阐述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围棋史“文化阶层”与“竞技阶层”二合一的巅峰时期——南北朝，围棋主流话语由既拥有政治、文化垄断权力，又具备围棋顶尖实力的上层人士掌握。其标志性文章，是梁武帝萧衍所写的《围棋赋》。既是一国之君，又是文坛领袖的萧衍在文中阐述围棋的宏大意义（“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的同时，又运用了南朝特有的华丽赋藻，指出下好围棋需重斗智，戒蛮力（“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痴无戒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敢决断（“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多计算（“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勤练死活（“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甚至不要帮人补强（“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要打入过深（“落重围而计穷”），不要棋形过薄（“欲佻巧而行促”），优势下不要得意忘形（“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敢于弃子（“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其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善于判断（“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积蓄力量锐利出击（“虽畜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俯耳而固伏”）等高级战术[4]。可以说，这是一篇文化层面与竞技层面并重的围棋文章。
但在围棋阶层、观念发生分化之后，围棋的话语同样产生了不同。在文化层面，历代文人墨客大多以诗句的形式描摹观棋过程，抒发个人情怀。如果要选择文章代表的话，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弈旨》、《弈问》可称影响广泛。这两篇以弈棋为题的宏文，分别以史家叙述和一问一答的口吻，点评围棋史上的著名人物、事件，兼有录史、议论、考证之功能。上迄弈秋，下至同时代的鲍一中、程汝亮，很多围棋人都借王世贞之笔才得以扬名。不过，同为一代文宗的作品，《弈旨》、《弈问》这两篇文章与《围棋赋》的根本不同，在于《弈旨》、《弈问》放弃了《围棋赋》对围棋技术的描述，而是完全流于品评人物、记述事件的中国传统正史式笔法。其他著名的围棋类文章，如晚于王世贞的冯元仲《弈旦评》，晚清邓元鏸的《弈评》（“施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浑厚。范西屏如崇山峻岭，抱负高奇”），皆如此类。而在竞技层面，自两宋之交的棋谱集《忘忧清乐集》、元朝《玄玄棋经》出现后，进入明清，国手过百龄、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等均有棋谱、技术类著作传世。然而，这些纯技术类著作的流传范围仅限于围棋领域。而具备社会影响力，拥有“主流话语”权的王世贞等，却已不再将围棋技术（即竞技层面）作为书写的对象了。
与围棋的“主流话语”确定于“文化层面”相伴相生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围棋观念的局限化。在围棋分化之前，围棋理论界还存在着围棋是否“玩物丧志”，是否勾心斗角以至于“不仁”的激烈争论。在围棋分化之后，这样的辩论之声大大减弱了。自宋而下，围棋被文人阶层普遍认为是消磨时光，感慨世情的载体。以至于到了清季，甚至掀起了一阵富贵家族有闲群体的代表——贵族女性下棋的热潮。
这种倾向大概是在围棋开始分化的唐宋之交出现的，到了宋代已形成规模。“细察北宋中期的士弈洪流，就其核心而论，重在‘闲’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士大夫消闲文化的成熟……六朝广为流行的士弈，由于以棋品为基础，不唯有士族化倾向，而且蕴含着较强的竞技精神，还不是大众化的闲适……自中晚唐以迄宋初，士大夫群体的消闲意识已渗透到整个生活之中，而由射猎式的尚武转为以琴棋书画为主体的尚文，并逐渐融为生活过程的本身。”[5]
十分巧合，“琴棋书画”这所谓“四艺”得到并称的时间，不会迟于晚唐。[6]“四艺”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贵族精神的需求，用以培养艺术造诣、人文情怀。然而棋与其他三项讲求欣赏美、个性化的艺术门类不同，它天然地带有胜负标准——这使得围棋相比于琴、书、画，在亲身体验的时候要残忍得多。但是，这种残忍隐藏在了棋盘外不动声色的翩翩外表之下，这是一种文明的残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满足了礼乐驯服下人们那颗嗜血暴戾的本性之心。
因为胜负的存在，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势必需要一些现实的手段，这些争胜负的手段包括冷静、果断、执著……于是，棋与琴、书、画就有了现实和理想的不同。如果将“四艺”的美（棋在绝大多数时候表现出的是取胜之美）比作理想的话，那么围棋更多地体现了现实。在真实世界中如何通过现实手段生存下来，同时不忘理想之美，进而凭借现实手段实现理想之美，这或许才是“四艺”代表的真正含义。
可惜的是，由于围棋阶层、观念的分化，围棋的竞技一面（即所代表的现实层面）和文化层面剥离了。伴随着两个阶层“上下否隔”而产生的，是围棋那些不失全局的锱铢斗狠，被视作勾心斗角的奇淫小技，惨遭主流话语排斥。历史的走向相当奇特，由唐至宋，恰好是中国人的坐姿从跪到坐的关键转型期（跪姿由此成为了一种不平等身份的标志），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从雄迈到内敛的关键转型期。宋明而下，雄健之风渐渐消沉。性格是环境、习惯潜移默化塑造成的，在用于培养贵族精神现实一面的围棋逐渐产生分化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精神的强健渐渐消失了。到了清代，围棋在描摹世情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里彻底成为了闺中女儿的消遣游戏，贵族的代表则变成了天真童顽，宴安耽乐，一颗赤子之心顾影自怜的贾宝玉。代表着社会进取心的那一部分贵族精神的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四、20世纪至今：围棋二重属性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古代围棋经过一次剧烈的阶层、观念分化，原本合二为一的竞技、文化二重属性惨遭割裂。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笔者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由于“上下否隔”现象的出现，这一割裂造成了无以挽回的隔绝性后果。
这一分化产生的同时，围棋随着文化拓荒者漂洋过海。在东瀛岛国，它焕发了新的活力。修改规则，幕府首倡，围棋比赛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系统地进行起来，随之开启的是围棋的家族时代。在古代日本棋界，流传最广无疑是血泪无常的争棋故事。孤悬海外，地狭人稠，地理环境的恶劣敦促着统治者的忧患意识。这种“适者生存”的理念，势必会影响到距离幕府不远的围棋界。可以这样认为，在古代日本，以正统身份出现的围棋并不存在二重属性的分化问题。竞技性是它唯一的一元属性。
殆至清末，“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打破中国社会上下丕隔的格局。民族危机、列强入侵使底层民众的生活益加艰难，中国古代围棋的衰落自然无可避免。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与连年战火，更粉碎了中国原本的上层阶级。因此当二十世纪，一元化的日本围棋与两元化，但两元均处于困境的中国围棋相遇时，中国围棋的连番失败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世纪是日本围棋变革最大的一个世纪。如果说世纪初的坊门之主秀哉名人仍然是以传统手段执著于胜负，甚至为取胜不惜采用不公平的等级制手段的旧时代人物的话，以吴清源为代表的新世纪棋手就将围棋的艺术属性与竞技属性奇妙地结合，创造了一个“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7]。这些伟大的棋手将围棋的文化属性从竞技属性中挖掘出来，第一次将棋盘上的美学大规模、成体系地展示给棋界，乃至外界。吴清源除了是竞技上的绝对强者，君临日本棋坛几二十年不倒，他对于围棋文化属性的探索（如认为围棋的本质是“调和”，对于围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的思考）也可称得上是古今棋手第一人。
自吴清源、木谷实以降，坂田荣男、藤泽秀行等棋士或还带有争棋时代的烙印，但到了集日本现代围棋理论大成的“六大超一流”（林海峰、大竹英雄、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一代，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新闻棋战的蓬勃、职业棋手制度的完善，围棋人不再忧虑于生计，开始探寻竞技围棋在文化层面的种种可能，其中厥以提出了“幸福围棋论”的武宫正树，和“超越实地与模样论”的赵治勋为代表。日本围棋遂由竞技的一元化转为竞技与艺术并重的二元合一时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围棋的蛮荒岁月。虽然偶有如段祺瑞等军政大佬出于个人热情斥资“养士”，但终归人去事息，昙花一现。直到1949年后，在热爱围棋的陈毅元帅等人的支持下，因为新时期中日交流的需要，围棋被纳入举国体制的体育项目之中，中国围棋遂走上了一条纯竞技化的道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段，围棋更在中日擂台赛给予的历史机遇下成为了全民族的关注焦点。因为选择了体育化的方向，胜利才是围棋所能带来的唯一“意义”。在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社会中，围棋的文化一面彻底无踪。
走上现代化之路既晚的韩国围棋，更自我创造出一套独立的发展模式。在赵南哲筚路蓝缕的创业日子里，韩国围棋依然要靠政府高层庇护。而在偏重于艺术气质的金寅统治期，韩国围棋也有过一段纵情于歌诗的浪漫岁月[8]。但当师从于日本旧时代元老濑越宪作，赌徒气质浓烈的曹薰铉称霸韩国棋界，身边还有一位本土诞生的“不屈的挑战者”徐奉洙时，竞技化深刻影响了韩国围棋。曹薰铉而下，棋坛霸主李昌镐、李世石虽然棋风迥异，但其本质均为探索最便捷取得胜利的途径。
根据受教育人数爆炸式增长，旧阶级、制度藩篱被广泛打破，文明的普遍观念深入人心的观点，二十世纪是一个“庶民的世纪”。政治、文化这些原本高居庙堂的“上层建筑”纷纷下移，由于人权思想与科学技术的普及，普罗大众所享受到的权利与自由为亘古所未有。大多数行业与领域，都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接纳与喜爱才能生存。相对于艺术的孤芳自赏，简单粗暴的竞技体育才更为普通人乐见。所以，围棋在二十世纪末出现的极度商业化、体育化的现象，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
但当围棋“锦标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竞技压倒文化”的结果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当围棋历史性地成为一种职业，职业棋手并无探索围棋文化属性的义务；围棋又历史性地成为一种比赛，比赛的结果自然是为分出胜负。长此以往，在普遍的社会观念里，围棋只是一项竞技体育门类，甚至出现了将围棋摒弃于文化门外的偏激性论断。盛行千年的围棋主流话语，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彻底颠覆。竞技属性取得了主流话语权，围棋彻底成为了形而下的，追求感官刺激的体育类游戏。
这一现象并非可喜。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中国古代围棋“上下否隔”的时代里，围棋文化属性的强势使得围棋竞技一面的内涵被严重忽视，从而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世殊事异，围棋二重属性优势地位的颠倒，距今不过百年，却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历经千年的变迁，围棋的二重属性已然根深蒂固。对于任何一方的偏废，都未必会带来良善的后果。虽然21世纪前后以来，许多文化学者介入中国棋界，有很多划时代、重量级的研究成果问世，围棋技术类的相关书籍在市场上也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均局限于文化层面或竞技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已经不存在“上下阶层”之分，但当代围棋理论的“上下否隔”依然存在[9]。
所谓“生活品质”，是指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是经济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综合体现。围棋作为棋类运动的一种，在体育门类中最具备传统文化的特点，在文化门类中又具有相当的通俗性、普适性、可参与性，对于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精神世界的丰富，堪称拥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在围棋的诸多特征之中，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不可偏废这一点，在围棋的理论归纳、总结概括、普及推广上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便被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打造群众品质生活的文化事业建设过程中，传统深厚、意蕴深邃，且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的围棋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参与其中。而这对于当代围棋的从业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亟需加深认识的“未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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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王积薪“寒士”身份的考证，见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2] 参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
[3] 参见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相关分析可参见笔者在《围棋天地》杂志2012年第13期的“黑白汗青”专栏。
[5] 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6] “琴棋书画”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
[7] 川端康成《新布局的青春》
[8] 参见朴治文《贯铁洞时代》
[9] 近年来，韩国明治大学开设围棋专业，致力于在围棋竞技与文化两重属性融合的前提下进行新型围棋研究。但结果如何，犹待时间的长期检验。
一、导论
作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围棋这一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代成为了一项竞技体育运动，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门类中是极其少见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围棋在中华大地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推广。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人为本”的时代呼吁，“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逐渐成为社会各界的发展共识。在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围棋因其独具的特性，有可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究其原因，围棋与生俱来的二重属性——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应该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环。所谓竞技属性，是指围棋由于胜负标准的天然存在，以及死活、官子等带有唯一性的是非判断，带给参与者的心理冲动和进取意识。而所谓文化属性，是指围棋在中国古代被赋予的“阴阳之道”的神秘色彩，和围棋在现代语境下与人生万物的联系、关照。用通俗的话讲，前者为“有刺激”，后者为“有内涵”。广大围棋爱好者因围棋的竞技属性而增加兴趣，因围棋的文化属性而提升品位，从而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目的。
但是，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虽然世殊事异，变化悬殊，围棋的二重属性却鲜有得到同等重视的时期。本文以时间为纬，概述中国古代围棋竞技与文化二重属性及两个社会阶层的千年变迁，通过阐述围棋二重属性与两个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唐宋之前的合一性，和唐宋之后的分离状况，即“上下否隔”的产生，追问并分析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与影响，得出了这一现象对中国社会群体精神变化产生了一定作用的结论。并概述二十世纪以来，围棋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在中日韩三国出现的现代化变革，二者的分化及颠覆与千年以来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不同的历史事实。依据历史经验与现实需求，给出了围棋在提升当代群众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从业者需要兼顾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的相关建议。
二、中国古代围棋的分化及上下否隔的产生
“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从传说中的蒙昧时代起，中国围棋史就已经落下了它浓墨重彩的第一笔。此后若干个千年，几十个世纪，围棋出现在皇帝天子富丽庄严的宫殿里，出现在文官制度下风雅的象征里，出现在战争年代怡情“镇物”的运筹帷幄里，出现在草莽江湖赌棋的声声吆喝里。
关于围棋的起源论，抛开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外星人发明说”，余者大致可以归为两类——“有闲阶层创造说”和“劳动人民创造说”。一度被争论不休的“先贤发明说”、“占卜天文说”、“战争演示说”等等，都可归类为前者。围棋究竟起源于上古时代有闲阶层的怡情养性，还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的休闲娱乐，真相恐怕早已湮没进历史厚厚的尘埃。不过，在流传至今的史料痕迹中，围棋在诞生之初却并非“庙堂”与“江湖”两线并行，而几乎是贵族阶层的专属。
尧舜时期，近乎神话。进入有信史可证的时代，无论《左传》中的卫国大叔文子，抑或《论语》中的饱食终日之徒，都是礼乐诗书的贵族阶级。秦汉以降，弈道大昌。普遍认为的古代中国流传下来最早的两张棋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和《晋武帝诏王武子棋局》，其对弈者均为显赫一时的帝王贵胄，和朝廷重臣。
及至南北朝，中国围棋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南朝宋明帝设置围棋州邑，梁武帝钦令校订棋品，他们本身也都是著名的围棋爱好者。终南朝一世，享誉棋坛的高手如王抗、羊玄保、朱异、到溉，曾任职彭城丞、光禄大夫、中书通事舍人、左民尚书等重要职务。围棋国手是朝廷官员，这一现象不仅在当代，即使南北朝之后的中国历史里都难得一见。
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这一现象是魏晋南北朝及此前高门士族长期垄断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结果。贵族以清谈闻名于世，获得从政的资本，子子孙孙，歆而享之。南朝名士沈约说：“天下惟有文义棋书”，围棋既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也被贵族阶层当作显示身份的工具。长期研讨，切磋琢磨，在上层阶级中出现几位围棋水平远超当世的名手，也就不足为怪了。
南朝后期社会动荡，特别是侯景之乱及隋朝灭陈的南北一统，百年传承的门阀大族日渐衰落。偶有余韵，也在中唐以后安史之乱的打击，政治制度上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经济制度上均田制的崩溃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彻底消亡。从唐朝开始，拥有围棋最高技术水平的群体社会地位逐渐下移。可称为这一现象最著名代表的，便是唐代大国手，凭围棋技艺以一介寒士之身[1]跻身为宫廷“棋待诏”的王积薪。
从此时起，围棋在上下层社会间的分化便开始了。到了北宋，上层社会率先形成了自己的围棋观念，其代表厥为北宋名相王安石的《棋》诗。诗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此诗主旨为围棋本是“游戏”，输赢并不重要，对现实生活也没有盈亏损益。用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大文豪苏轼的名言来说，就是：“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这样的围棋观念延续下去，上层社会便渐渐脱离了围棋史中“创造者”的身份，而转为“旁观者”。无论是亲身介入京师派、永嘉派等地方围棋流派形成的李东阳、杨一清等明朝重臣，还是以蔚为大观的“观弈诗”留名棋史的清朝文臣钱谦益、纪昀，都和南北朝时期的上层名流出现了明显的围棋身份上的不同。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是围棋休闲娱乐的文化一面。文人士大夫阶层抱以享受的姿态，从围棋中探寻人生的奥义。围棋以其无邃的包涵，承载了有穷之涯对于无穷之境的探索。他们穷尽的不是棋力高低，而是“道法自然”的生活态度。
与上层社会相反，从唐宋开始萌芽，至明清形成浪潮的民间弈风主宰了中国古代围棋的技术史。由于中国古代正统意识形态排斥“奇淫技巧”，纯以围棋谋生者唯有以自己的技艺取悦于人一途。无论上至宫廷棋待诏之职，中至爱好围棋的富宦乡绅之家，下至赌棋的村野棋馆。想要取得俸禄、佣金、赌款，唯一的可能便是在输赢上见真章。这直接促使了在古代中国的下层社会里，围棋在本质上完全撕去了文人墨客所赋予的文化意义。所拥有的，唯有在规则下“不择手段”的胜负之心。愈艰难愈竞争，愈竞争愈技术进步，这体现的自然是围棋的竞技一面。
虽然中国古代围棋上下两个阶层并非没有交集（“观棋”就是途径之一），但二者并没有任何的交汇——“竞技阶层”无心接受“文化阶层”赋予围棋的宏大意义，也无法选择“文化阶层”看淡胜负的态度；“文化阶层”同样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领悟“竞技阶层”所拥有的先进围棋技术。二者或许处于赏识和被赏识的关系，但并不能互相理解。两个阶层的整体意识与理念，是相互隔绝的。
这一现象，被历史学者称为“上下否隔”。事实上，“上下否隔”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根据现代化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最终崩溃，就是源于上层社会对下层治理能力的缺乏，以至“官无封建，吏有封建”，无法在重要时刻动员广泛的社会资源[2]。中国古代社会“上下否隔”的原因与表现众多，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以古代中国官方用语（文言文）和底层交流语言的完全不同为例，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统治者为维持统治权威，将其神圣化、超人化、去世俗化的一个途径。他称这一方式为“卡里斯玛”[3]。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天生地具有神秘化、形而上化、天人合一倾向的特点，笔者并不认为中国古代上层社会赋予围棋宏大意义这一行为带有“卡里斯玛”的意图，以有意形成围棋社会阶层的分化。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围棋社会阶层的分化，及由此带来的围棋观念（二重属性）分化这一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官僚系统本身都出现了技术化的分流，更不用说作为上层社会的文人个体了。当社会日渐需要专业化人才处理各门各类的问题，围棋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一次次的技术革命，围棋高手与文人官员的结合便不再具备可能性——这或许是门阀制度崩溃后，围棋人口迅速分化的重要原因。
三、主流话语的确定及围棋分化后的社会影响
所谓“主流话语”，指的是一定时期内，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优势地位，在社会范围内被广泛接受，对于社会观念、历史叙述均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记录、定义与阐述。由于中国古代围棋史的特殊性（资料稀缺），基本上不存在“争夺主流话语”的现象。但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围棋毕竟存在着社会阶层、观念的分化，研究主流话语的确定及其主要阐述人，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围棋史“文化阶层”与“竞技阶层”二合一的巅峰时期——南北朝，围棋主流话语由既拥有政治、文化垄断权力，又具备围棋顶尖实力的上层人士掌握。其标志性文章，是梁武帝萧衍所写的《围棋赋》。既是一国之君，又是文坛领袖的萧衍在文中阐述围棋的宏大意义（“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尔乃建将军，布将士，列两阵，驱双轨”）的同时，又运用了南朝特有的华丽赋藻，指出下好围棋需重斗智，戒蛮力（“用忿兵而不顾，亦凭河而必危。痴无戒术而好斗，非智者之所为”），敢决断（“运疑心而犹豫，志无成而必亏”），多计算（“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为防”），勤练死活（“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虽涉戏之近事，亦临局而应悉”）。甚至不要帮人补强（“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为强”），不要打入过深（“落重围而计穷”），不要棋形过薄（“欲佻巧而行促”），优势下不要得意忘形（“若局势已胜，不宜过轻。祸起于所忽，功坠于垂成”），敢于弃子（“失不为悴，得不为荣。若其苦战，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损令名”），善于判断（“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积蓄力量锐利出击（“虽畜锐以将取，必居谦以自牧。譬猛兽之将击，亦俯耳而固伏”）等高级战术[4]。可以说，这是一篇文化层面与竞技层面并重的围棋文章。
但在围棋阶层、观念发生分化之后，围棋的话语同样产生了不同。在文化层面，历代文人墨客大多以诗句的形式描摹观棋过程，抒发个人情怀。如果要选择文章代表的话，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的《弈旨》、《弈问》可称影响广泛。这两篇以弈棋为题的宏文，分别以史家叙述和一问一答的口吻，点评围棋史上的著名人物、事件，兼有录史、议论、考证之功能。上迄弈秋，下至同时代的鲍一中、程汝亮，很多围棋人都借王世贞之笔才得以扬名。不过，同为一代文宗的作品，《弈旨》、《弈问》这两篇文章与《围棋赋》的根本不同，在于《弈旨》、《弈问》放弃了《围棋赋》对围棋技术的描述，而是完全流于品评人物、记述事件的中国传统正史式笔法。其他著名的围棋类文章，如晚于王世贞的冯元仲《弈旦评》，晚清邓元鏸的《弈评》（“施定庵如大海巨浸，含蓄浑厚。范西屏如崇山峻岭，抱负高奇”），皆如此类。而在竞技层面，自两宋之交的棋谱集《忘忧清乐集》、元朝《玄玄棋经》出现后，进入明清，国手过百龄、徐星友、范西屏、施襄夏等均有棋谱、技术类著作传世。然而，这些纯技术类著作的流传范围仅限于围棋领域。而具备社会影响力，拥有“主流话语”权的王世贞等，却已不再将围棋技术（即竞技层面）作为书写的对象了。
与围棋的“主流话语”确定于“文化层面”相伴相生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围棋观念的局限化。在围棋分化之前，围棋理论界还存在着围棋是否“玩物丧志”，是否勾心斗角以至于“不仁”的激烈争论。在围棋分化之后，这样的辩论之声大大减弱了。自宋而下，围棋被文人阶层普遍认为是消磨时光，感慨世情的载体。以至于到了清季，甚至掀起了一阵富贵家族有闲群体的代表——贵族女性下棋的热潮。
这种倾向大概是在围棋开始分化的唐宋之交出现的，到了宋代已形成规模。“细察北宋中期的士弈洪流，就其核心而论，重在‘闲’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士大夫消闲文化的成熟……六朝广为流行的士弈，由于以棋品为基础，不唯有士族化倾向，而且蕴含着较强的竞技精神，还不是大众化的闲适……自中晚唐以迄宋初，士大夫群体的消闲意识已渗透到整个生活之中，而由射猎式的尚武转为以琴棋书画为主体的尚文，并逐渐融为生活过程的本身。”[5]
十分巧合，“琴棋书画”这所谓“四艺”得到并称的时间，不会迟于晚唐。[6]“四艺”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贵族精神的需求，用以培养艺术造诣、人文情怀。然而棋与其他三项讲求欣赏美、个性化的艺术门类不同，它天然地带有胜负标准——这使得围棋相比于琴、书、画，在亲身体验的时候要残忍得多。但是，这种残忍隐藏在了棋盘外不动声色的翩翩外表之下，这是一种文明的残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满足了礼乐驯服下人们那颗嗜血暴戾的本性之心。
因为胜负的存在，为了达到胜利的目的，势必需要一些现实的手段，这些争胜负的手段包括冷静、果断、执著……于是，棋与琴、书、画就有了现实和理想的不同。如果将“四艺”的美（棋在绝大多数时候表现出的是取胜之美）比作理想的话，那么围棋更多地体现了现实。在真实世界中如何通过现实手段生存下来，同时不忘理想之美，进而凭借现实手段实现理想之美，这或许才是“四艺”代表的真正含义。
可惜的是，由于围棋阶层、观念的分化，围棋的竞技一面（即所代表的现实层面）和文化层面剥离了。伴随着两个阶层“上下否隔”而产生的，是围棋那些不失全局的锱铢斗狠，被视作勾心斗角的奇淫小技，惨遭主流话语排斥。历史的走向相当奇特，由唐至宋，恰好是中国人的坐姿从跪到坐的关键转型期（跪姿由此成为了一种不平等身份的标志），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从雄迈到内敛的关键转型期。宋明而下，雄健之风渐渐消沉。性格是环境、习惯潜移默化塑造成的，在用于培养贵族精神现实一面的围棋逐渐产生分化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精神的强健渐渐消失了。到了清代，围棋在描摹世情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里彻底成为了闺中女儿的消遣游戏，贵族的代表则变成了天真童顽，宴安耽乐，一颗赤子之心顾影自怜的贾宝玉。代表着社会进取心的那一部分贵族精神的消亡，也就指日可待了。
四、20世纪至今：围棋二重属性的冲突和融合
中国古代围棋经过一次剧烈的阶层、观念分化，原本合二为一的竞技、文化二重属性惨遭割裂。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笔者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但由于“上下否隔”现象的出现，这一割裂造成了无以挽回的隔绝性后果。
这一分化产生的同时，围棋随着文化拓荒者漂洋过海。在东瀛岛国，它焕发了新的活力。修改规则，幕府首倡，围棋比赛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系统地进行起来，随之开启的是围棋的家族时代。在古代日本棋界，流传最广无疑是血泪无常的争棋故事。孤悬海外，地狭人稠，地理环境的恶劣敦促着统治者的忧患意识。这种“适者生存”的理念，势必会影响到距离幕府不远的围棋界。可以这样认为，在古代日本，以正统身份出现的围棋并不存在二重属性的分化问题。竞技性是它唯一的一元属性。
殆至清末，“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打破中国社会上下丕隔的格局。民族危机、列强入侵使底层民众的生活益加艰难，中国古代围棋的衰落自然无可避免。接下来的辛亥革命与连年战火，更粉碎了中国原本的上层阶级。因此当二十世纪，一元化的日本围棋与两元化，但两元均处于困境的中国围棋相遇时，中国围棋的连番失败也就都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世纪是日本围棋变革最大的一个世纪。如果说世纪初的坊门之主秀哉名人仍然是以传统手段执著于胜负，甚至为取胜不惜采用不公平的等级制手段的旧时代人物的话，以吴清源为代表的新世纪棋手就将围棋的艺术属性与竞技属性奇妙地结合，创造了一个“现代围棋的青春时代”[7]。这些伟大的棋手将围棋的文化属性从竞技属性中挖掘出来，第一次将棋盘上的美学大规模、成体系地展示给棋界，乃至外界。吴清源除了是竞技上的绝对强者，君临日本棋坛几二十年不倒，他对于围棋文化属性的探索（如认为围棋的本质是“调和”，对于围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通之处的思考）也可称得上是古今棋手第一人。
自吴清源、木谷实以降，坂田荣男、藤泽秀行等棋士或还带有争棋时代的烙印，但到了集日本现代围棋理论大成的“六大超一流”（林海峰、大竹英雄、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赵治勋）一代，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新闻棋战的蓬勃、职业棋手制度的完善，围棋人不再忧虑于生计，开始探寻竞技围棋在文化层面的种种可能，其中厥以提出了“幸福围棋论”的武宫正树，和“超越实地与模样论”的赵治勋为代表。日本围棋遂由竞技的一元化转为竞技与艺术并重的二元合一时代。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围棋的蛮荒岁月。虽然偶有如段祺瑞等军政大佬出于个人热情斥资“养士”，但终归人去事息，昙花一现。直到1949年后，在热爱围棋的陈毅元帅等人的支持下，因为新时期中日交流的需要，围棋被纳入举国体制的体育项目之中，中国围棋遂走上了一条纯竞技化的道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段，围棋更在中日擂台赛给予的历史机遇下成为了全民族的关注焦点。因为选择了体育化的方向，胜利才是围棋所能带来的唯一“意义”。在万象更新的新中国社会中，围棋的文化一面彻底无踪。
走上现代化之路既晚的韩国围棋，更自我创造出一套独立的发展模式。在赵南哲筚路蓝缕的创业日子里，韩国围棋依然要靠政府高层庇护。而在偏重于艺术气质的金寅统治期，韩国围棋也有过一段纵情于歌诗的浪漫岁月[8]。但当师从于日本旧时代元老濑越宪作，赌徒气质浓烈的曹薰铉称霸韩国棋界，身边还有一位本土诞生的“不屈的挑战者”徐奉洙时，竞技化深刻影响了韩国围棋。曹薰铉而下，棋坛霸主李昌镐、李世石虽然棋风迥异，但其本质均为探索最便捷取得胜利的途径。
根据受教育人数爆炸式增长，旧阶级、制度藩篱被广泛打破，文明的普遍观念深入人心的观点，二十世纪是一个“庶民的世纪”。政治、文化这些原本高居庙堂的“上层建筑”纷纷下移，由于人权思想与科学技术的普及，普罗大众所享受到的权利与自由为亘古所未有。大多数行业与领域，都必须得到广大民众的接纳与喜爱才能生存。相对于艺术的孤芳自赏，简单粗暴的竞技体育才更为普通人乐见。所以，围棋在二十世纪末出现的极度商业化、体育化的现象，是“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
但当围棋“锦标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竞技压倒文化”的结果就显得自然而然了。当围棋历史性地成为一种职业，职业棋手并无探索围棋文化属性的义务；围棋又历史性地成为一种比赛，比赛的结果自然是为分出胜负。长此以往，在普遍的社会观念里，围棋只是一项竞技体育门类，甚至出现了将围棋摒弃于文化门外的偏激性论断。盛行千年的围棋主流话语，在二十世纪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彻底颠覆。竞技属性取得了主流话语权，围棋彻底成为了形而下的，追求感官刺激的体育类游戏。
这一现象并非可喜。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在中国古代围棋“上下否隔”的时代里，围棋文化属性的强势使得围棋竞技一面的内涵被严重忽视，从而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然而世殊事异，围棋二重属性优势地位的颠倒，距今不过百年，却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历经千年的变迁，围棋的二重属性已然根深蒂固。对于任何一方的偏废，都未必会带来良善的后果。虽然21世纪前后以来，许多文化学者介入中国棋界，有很多划时代、重量级的研究成果问世，围棋技术类的相关书籍在市场上也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均局限于文化层面或竞技层面。从某种程度上说，虽然已经不存在“上下阶层”之分，但当代围棋理论的“上下否隔”依然存在[9]。
所谓“生活品质”，是指人们日常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是经济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相互支撑、相互融合的综合体现。围棋作为棋类运动的一种，在体育门类中最具备传统文化的特点，在文化门类中又具有相当的通俗性、普适性、可参与性，对于广大群众文化生活品质的提高，精神世界的丰富，堪称拥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在围棋的诸多特征之中，竞技属性与文化属性不可偏废这一点，在围棋的理论归纳、总结概括、普及推广上的重要性，自古以来便被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打造群众品质生活的文化事业建设过程中，传统深厚、意蕴深邃，且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广泛接受的围棋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参与其中。而这对于当代围棋的从业者、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项亟需加深认识的“未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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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王积薪“寒士”身份的考证，见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2] 参见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
[3] 参见马克思·韦伯《韦伯作品集II：经济与历史 支配的类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相关分析可参见笔者在《围棋天地》杂志2012年第13期的“黑白汗青”专栏。
[5] 张如安《中国围棋史》，团结出版社，1998年，第248页。
[6] “琴棋书画”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三：“辩才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得其妙。”
[7] 川端康成《新布局的青春》
[8] 参见朴治文《贯铁洞时代》
[9] 近年来，韩国明治大学开设围棋专业，致力于在围棋竞技与文化两重属性融合的前提下进行新型围棋研究。但结果如何，犹待时间的长期检验。
编辑： 时间：2015-04-29 修改：赵序霞 时间：null-null-null 点击：1413